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如何锻造政策这幅好钢并将其做到最理想的利用实在是一件让人值得思考的事。
董扬认为现在零部件发展是一个瓶颈期；相对于整车企业，不管是政府或者消费者对零部件的关注度远远赶不上整车业。关键还是整车厂对于零部件厂的可选择性比较大，这家不行可以换另家，再说“货比三家”，古今之理。当然，政策引导的因素在里面占了相当一部分“优势”；如果照这样一边倒的话，那么零部件业将永远活在整车业的阴影下。
在谈到人才问题时，董扬将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的人才现状做了一个比较。他举了一个例子：每次见到吉利集团的赵福全都很感叹，确实是个人才，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就留不住这样的人才呢？！这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尤其是我们那些制定政策的官员。随即又让人想到前两天刚刚去世的“苹果”乔布斯，他带给人们的感动我相信也就是最近一两年的事；人虽已去，但魅仍“惑”众生。
从以上两个事件都可以找准一个关注点，那就是政策的绝对影响力。政策的制定是一件严肃而认真的事，它需要的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毛泽东早就讲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现在一些现象的产生，就不得不让人怀疑某些政策的制定是否是从实际出发，是否真能惠及万众？董扬举了关于北京停车费的例子；他认为提高停车费用不可取，关键还是要在节能上下功夫；提高停车费可谓治标不治本。
当然，对一件事物的看法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亦各有利弊。要做到让每个人都满意，确实很难，简直可以说是不可能的事，但我认为：最起码要做到在100人当中，有51%的人满意，这才算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决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