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
基础和前沿研究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基本规律的科学活动，是新知识的源泉，是新技术、新发明的先导，一旦取得重大突破，往往会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以至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变革。当代基础和前沿研究，其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学科分化与交融并进，先导性更加显著，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更加密切。20世纪以来，引发人类经济和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兴产业，几乎毫无例外地与科学上的重大突破紧密相关。例如，量子论和相对论促成了半导体、微电子集成电路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以及核能源和核技术的发展；DNA作为遗传信息载体及其双螺旋结构的阐明，奠定了遗传工程和现代生物技术的基础。当代技术革命的成果主要来自基础研究的开拓。根据有关资料，美国企业申请专利的科学基础70%以上来自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每一项新技术专利平均涉及两篇基础研究论文。
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没有基础和前沿领域的原始创新，自主创新就没有根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花钱可以买来产品，但买不来核心技术，高技术含量的设备也买不来。原始创新是我国科技发展的灵魂，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
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基础和前沿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亲自领导和参与制定的“十二年科技规划”，到改革开放后对科技发展进行前瞻性部署，实施“863”、“973”等科技发展计划，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再到制定实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对一系列领域进行了超前部署，相关领域的研究不断向前推进。从1986年开始设立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主要用于支持基础和前沿研究。近年来中央财政投入一直在快速增加。基金设立之初为8000万元，2006年为36.2亿元，2010年增加到103.7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加30%以上。
但总体上看，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主要表现为：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在可能发生科技革命的重要方向上，基本上处于前沿跟踪水平，真正由我国科学家率先提出和开拓的新问题、新理论和新方向很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许多重要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高，先导性战略高技术薄弱，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国家安全。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基础与战略前沿研究积累不够、能力不强的问题逐步显现，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成为制约我国长远发展的新瓶颈。
对基础和前沿研究，必须进一步予以重视和加强，同时要从国情国力出发，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要着眼于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紧紧把握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研究方向，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对国家发展具有全局和长远影响的关键领域，有效组织力量开展攻关，力争在科学上取得原创性突破。近年来国际上在基础和前沿领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展示了一些新前景。例如，在物质科学领域，宇宙暗物质和暗能量研究探索，很可能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一样，引发新的物理学革命；对量子调控的研究和突破，可能引发信息、能源、材料等技术的革命性变革。在生命科学领域，对生命起源和进化的探索，开辟了合成生物学这一新领域，打开了从非生命化学物质向生命物质转化的大门，可能引发人类健康、生物经济和资源环境领域的产业革命，等等。在原有部署基础上，我们还要重点加强哪些领域、怎么调整部署，应尽快根据新情况组织论证，进一步明确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二要加大对基础和前沿研究的支持力度，提高基础和前沿研究投入占科技投入的比重。基础与前沿研究具有周期长、风险大、难度高的特点，需要长期潜心研究、持续攻关。国家财政要对基础和前沿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保障研究的连续性、稳定性。三要依托高水平国家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建设一批多学科综合交叉的科学研究中心，稳定支持和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潜心研究的优秀人才和团队，提高我国基础和前沿研究能力。四要改革评价体系，为从事基础和前沿研究的科研人员营造一个能充分发挥自主性创造性、长期潜心研究的环境。并通过稳定支持，提高他们的收入，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