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些“强词夺理”的说辞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它以苛刻的条件和不平等的法律条文来作为调查的标准，使得此次针对中国汽车零部件的双反调查所波及的公司遭遇极大的危机，尤其是一些主要与美国进行贸易往来的汽配企业，如福耀玻璃、双钱股份、晋西车轴、巨轮股份、晋亿实业、安徽合力等十余家汽车零部件上市企业。要知道，我国的汽配行业的纯利润率仅仅为5%~15%，如果“双反”调查成立，增加的税率至少是10%，这基本就宣告了这些企业与美国市场的告别。
按照以往的惯例，这种往往带有连锁反应的调查还带有很强的主管色彩，从反补贴的角度看，双反调查对象涉及的补贴项目很多，包括原材料是否低于市场价格；是否获得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贷款、高新产品出口金融补贴、出口保险补贴，以及其他形式的政府直接资金支持等等。对此，业内专家解释说，虽然中国企业遭遇指控的补贴项目很多，但是从以往反补贴案件的经验来分析，大多数补贴项目最终计算得出的反补贴税率并不会太高。而反补贴的核心税率往往是通过一个项目算出来，即中国企业采购的原辅材料是否低于市场价格。
目前美方的认定方法是，看这些原辅材料是否由中国政府提供给企业；而主要的裁决方法，就是看该企业是否从国有企业购买这些原辅材料。美方把中国的国有企业视为政府的代表，如果美方认定的国际市场外部基准价格比中国政府提供给企业的价格高，就认定政府给企业提供了补贴。“而现在这种认定又进一步扩展了范围，有了新的标准。”业内人士表示，即使企业的供应商是私营企业，美方也会通过考量这些供应商高管的身份来认定补贴。如果这些高管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党的干部，那么这些供应商也被美方视为政府代表。这种不合理的认定方法，极有可能算出很高的补贴税率，这对我国的被调查者是极为不利的。
诚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所言：“在政客们眼里，世界就是由居住在特定位置的选民们构成的一个个集团，他们的工作则是为本地的选民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但是，在企业执行官的眼里，世界正在逐渐变成这个样子：他们的产品可以通过全球供应链在任何地方制造和销售。”美国和中国都是如此，都是在努力的争取自身企业的利益。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出口基本平衡，不存在顺差，出口比进口只多出不到20亿美元，但是付出的却是大量的环境代价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并且是中低端产品的付出。难怪就连一些美国人也觉得理亏了，一位来自底特律的夫妇就说：“在180美元和80美元的零件上选择，谁都会选便宜的，这才是市场经济。”
面对着对手咄咄逼人的经济制裁手段，相关汽配行业该如何应对呢？
第一，积极参与谈判，通过国际法、国际组织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从当前的整体局面来看，面对“双反调查”时，我国企业是胜少负多，但胜利的几率正在不断增加。胜少负多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的规则都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而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参照这些对手的规则来进行“贸易”这个游戏的，因此我们始终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但是，正是因为这是一个由对手制定的规则，所以一味的从道义、情感上去谴责对方，这在一个日益讲求国际准则和法律规范的时代是很难赢得话语权的。最好的方式，就是合理的利用现有的规则，做最大限度的、有利于自己的谈判和抗争。
对于汽配企业个体来讲，正面临着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应诉企业在遇到反倾销、反补贴案件时，单纯认为这就是律师的责任，被动等待一年后的裁决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