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品牌汽车在哪里开发、生产，这取决他的需求，就是要求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比如开发一款车，上百亿的研发费用可以全球各个市场进行分摊。”任勇说。多车型战略和过短的开发期限，日产只能集中力量进行研发。而且全球分摊成本的战略，也意味着与车型研发的中国本土化相悖。
戈恩认为，尽管未能依据各地市场来对产品进行调整，但一款新车型同时投向全球市场的规模效应却可以抵消供应链未能本土化带来的成本过高问题。然而，他却没有考虑到中国正在反思过去“市场换技术”的惨淡效果，开始在政策上倾向于引导合资企业的外方进行技术输入——建立本土化的研发中心。
在戈恩的汽车规模经济推行过程中，汽车生产商要维持可持续发展，整体汽车市场必须提供6%-10%的最低增速。在中国整体车市开始告别野蛮增长进入平稳期后，戈恩和日产对中国市场的预估可能存在时间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