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2017年，在分别看了吴晓波、罗振宇以及喜马拉雅三场跨年活动，我想简单说说感触。
值得肯定的是，无论持有严苛批评立场，比如认为他们是在变着法子抽智商税的声音如何嘹亮，但是近年以来这种和娱乐至死背道而驰的价值呈递演讲甚嚣尘上，甚至与各档晚会节目分庭抗礼的抢夺注意力，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人们当然有权关心任何自己所感兴趣的内容，只是如果所有的流量都重复用在对于偶像崇拜和廉价媚笑的消费上，未免过于单调。
从这个角度出发，有那么一些非同寻常的尝试，试图在欢庆的喧嚣里重拾严肃与认真，甚至是向你勾勒各自笃信的远方模样，这都是时下极其难得的策划。
在我看来，这也是比观念对错更为重要的事情，即：提供第二种选择。
当然，这三场演讲，或多或少都有强行乐观的共性，与其说这是没能感受温度变化的迟钝，不如说鼓舞人心的表态已经成为压在各自肩头的一份责任，就像逢年过节的时候谁都难逃「万事如意」的场面致辞，说者无意听者同样无意，不会有人不如意时真的回来找你麻烦。
这是我尽最大的善意做出的揣度。
「预见2018」吴晓波年终秀
先谈谈吴晓波的「预见2018」，在三档内容里，它从结构的完整性到尺度的开放性再到逻辑的自洽性，都是最好的一个。
这既和吴晓波数十年如一日连续的专业创作素养有关，也受到它的叙述框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吃老本的影响，就像他在写《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就用力引述的罗纳德·科斯的那句断言「中国的崛起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在依旧高度信奉西方市场体系制度的条件下，只有借助这种「不可知论」的判断，才能顺理成章的展开关于后来所有的话题。
让吴晓波如获至宝的，还有他从布热津斯基和费正清等人那里找到的相似语句，权威的气馁固然能过证明现象的反常，然而却不能直接放倒权威，否则他们的自我怀疑本身也就没了意义。
从2008年喊出的「激荡三十年」，到这次演讲的主题「激荡四十年」，吴晓波把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红利直接进行了扩容处理，尽管在很多忧虑者眼里硬分叉早已开始，但是倒退的意图再怎么猖獗，暂时也还没有到达推翻总设计师路线的地步，而坚持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正确和鼎力拥护，则是吴晓波替他的企业家朋友们做出的捍卫底线的努力。
吴晓波最高明同时也是最具胆识之处在于，他把中国「制度创新」的原委解释为民间自发力量的冒险，也就是「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基于这种不断挑战体制桎梏的动力，再才有了所谓「容忍非均衡」的产物，那些勇于投机倒把的人成为先富起来的代表，进而带动更多的人踊跃加入，酿成法不责众的既定事实。
这么总结，其实也没错，张小龙曾经分享过微信开发初期的压力，语音通信功能直接触犯到了电信运营商的红线，连腾讯内部彼时负责无线业务的刘成敏都急得恳求他务必等腾讯和电信方面沟通妥当之后再把微信上线，后来还是马化腾亲自介入，顶着巨大的风险「先发布了再说」，最终携用户坐大之势迫使电信运营商接受现实并妥协让步。
作为亚当·斯密的忠实信徒，吴晓波委实是在用一种更加现代化的解构方式，把他在数百年前归纳出的分工理论和规模经济，套用到了中国四十年前决定背叛苏联模式、投靠国际秩序的归因上，这种经受住了历史检验的知识底子，让他可以反复透支面向激荡岁月的动容，而致敬农民工、致敬地方干部的环节，又精巧得当的点缀了一些人文情怀，我特别喜欢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的故事，他也代表了这个国家对于技术官僚的最好想象。
